“库神”开炮：量化电影，也就量化了人类的愚蠢

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

    1995年，布罗茨基以《悲伤和理智》一书，审视历史的本质和流亡者的困境，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、突飞猛进的中国电影市场，一场新浪潮论坛以“悲伤和理智”为题，探讨了电影的民族性，主讲人是本届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主席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和编剧克日什托夫·皮耶谢维茨，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的青年导演杨超、李霄峰和潘安子。

    作为几乎从不失手的大神，库斯图里卡以塞尔维亚和波兰的历史沿革，阐述了电影与历史、民族的关系；在审视当代电影时，他又窥出了互联网带来的注意力的溃散，以及红毯等眼球经济对电影的喧宾夺主。

    对于眼前的中国，他指出IP改编热潮使中国银幕建构在不真实的世界之上，还讽刺“如果把人类打造电影的可能性进行量化的话，很多人的愚蠢性也可以被量化”，一针见血戳破“大数据拍电影”论。

电影与民族性：创作血液深植于你来的地方

    库斯图里卡来自于塞尔维亚，一个位于欧洲“火药桶”巴尔干半岛的国家。在过去的两百年里，社会经历的变化，使南斯拉夫人有不同的背景，文化也不尽相同，历史上的波折与动荡，就成为了好的电影素材，“当然了，对我们人民的生活来说不是好事，但是对戏剧来说是好事”，库斯图里卡说。

    同为东欧国家的波兰在1989年后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，克日什托夫说：“当时我们所有作家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欺负，但这也很有趣的，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的作品那么有意思。”不过，他也发现，中东欧国家导演的特殊气质在近几年也逐渐减弱了，“但这不仅仅是波兰遇到的问题，不管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，还是英国六七十年代的电影，现在都变得格式化，没有任何有特色的导演，有特色的作家。”

    “我认为我们的电影真的是要依赖于电影发生在哪里，比如说你把墨西哥的花儿移植到塞尔维亚的高山上，是不可能成功的；比如说来自中国的人，他们去玩布鲁斯音乐就不太像。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，但是我觉得，只是从一些大的概念来说的，但是说到情感，说到我们的兴奋点，实际上关键还是要看你血液背景是什么，血统深植于你来的地方。”克日什托夫进一步阐释道。

    谈到民族性，几位青年导演深有同感，但客观上的一些问题，依然成为创作的禁忌。电影《长江图》的导演杨超就表示：“我们都知道中国当下的精彩远远超过中国电影所呈现的精彩，中国近代史的精彩也远远超过我们在近代史的电影当中所呈现的。我做梦都想探索这些秘密，如果创作的环境更为宽容、更为自由的话，我相信会出现面对中国当下现实，尤其是近代史的一轮非常蓬勃的创作，中国电影全新的浪潮，它其实应该发源于这里。”

炮轰电影产品化：像蝴蝶朝生暮死

   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，技术的进步，不断推动着电影工业的进步。但库斯图里卡也毫不留情地说：“现在拍电影比二十年前拍电影更简单，现在也有很多更愚蠢的电影拍出来了，如果你把人类打造电影的可能性进行量化的话，你就可以去看一下，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愚蠢性也可以被量化。”

    “以前一些电影的水平现在已经见不到了，大家现在说电影，就像蝴蝶一样，只活一天，白天活着，晚上就死了。”

    库斯图里卡指出，技术进步使电影产量增加，但也使电影变成了超市里的产品，互联网减少了电影的社会属性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上看电影，而不是去影院，他还大胆预测，未来上海的电影院可能只有两三家。与此同时，流媒体使人们的观看变得碎片化，许多人不再有耐心去观看全片，许多电影节上，红毯的受关注程度远高于电影本身。

    “构建艺术有两个阶段，一是抗争死亡，二是表达自由的情怀。”库斯图里卡说。“电影的基因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，我希望年轻人可以把这个基因再传递下去，让它更有效，在未来变得更好，不然的话电影院恐怕就会像灾难式的毁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