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专稿 在聊崔东勋这位导演之前,我们先聊聊《暗杀》这部电影。截至发稿时,影片在韩国的观影人次已经突破了1266万,这是2015年韩国第一部千万级观影人次的电影,也是2015年度迄今为止韩国票房最高的一部,在当地市场的热度完全不输《捉妖记》。
这里要插播一句的是,韩国总人口也就五千多万,因此在韩国成为千万级观影人次的电影,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:如果中国有超过20%的人口都去看一部电影,那单片票房就该是个天文数字了。而在韩国千万级观影人次的榜单上,崔东勋一人就占了两部电影,一部是《夺宝联盟》,另一部就是《暗杀》。
从题材上看,《暗杀》所重现的上世纪30年代,其实是韩国历史上一段惨痛记忆,抗日独立军浴血奋战的故事,要是放在中国,其实是我们从小就被学校组织观看的那种影片。但在风格上,崔东勋将这样一个背负国仇家恨的题材,用他惯用的顶级商业大片手段加以包装,呈现出一个视觉效果和叙事节奏优先的、星光璀璨且演技过硬的工业化产物。你看全智贤可以演仪态万方的大明星千颂伊,也能演忍辱负重的暗杀队长,这就相当于让杨幂去主演《地道战》,是娱乐化和使命化的奇妙联姻。
作为导演,能够促成这种联姻其实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中国拍抗战,韩国也拍抗战,而韩国抗日独立军的历史与中国又有不少的关联。为了重现历史细节和年代感,拍《暗杀》时,崔东勋带着大队人马在上海拍了一个多月的戏,片中著名的米波拉旅馆等场景,和几场重头的枪战戏,都是在上海完成的。包括崔东勋在内,河正宇和李政宰都对车墩影视基地赞叹不已:真大,真羡慕。
即便是在硬件上很“历史”,但《暗杀》的软件还是以观影体验为先驱的。崔东勋说,他没有想到《暗杀》的上映会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九年前他想到要拍这样一个故事,也是由于被一张抗战斗士的合影所打动:他们浴血奋战,但他们向往的并不是英雄丰碑,而是普通人的幸福生活。《暗杀》要献礼的也不是历史,而是逝去的历史中,那些在乱世中挣扎的人。
对此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:如果电影是一道美食,那么类型片的力量、有趣的表达方式才是菜肴本身,历史或许只是一只精致的盘子。拍电影不是为了展览盘子,如果观众们吃光了盘子里的菜,发现这只盘子也还不错,那就锦上添花了。所以有些电影不好看或者拍不好,问题应该是出在了心态和动机上吧——这或许是《暗杀》中除了全智贤的美腿以外更值得赞叹的地方。
采访实录
网:在上海拍戏有什么不同的感受?
崔东勋:首先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在哪里去拍,后来我去了车墩的摄影基地,到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,那里非常好,我看了很多场景,很多细节也给我带来了新的灵感,让我对完成这部电影更有信心了。在那里拍戏也是非常愉快的,天气也帮了我很多的忙。
网:您觉得《暗杀》这部电影对中国观众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?
崔东勋:这部电影的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,在中国也有很多这个背景的电影,但我相信中国观众还是可以看一看其他国家同类题材的作品,带着这样的疑问去看,会更加享受这部电影。除了这个背景之外,这部电影也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。
网:是否担心这类历史题材电影会被说教捆绑?
崔东勋:电影不能强制性地要求观众应该怎么想,我希望这部电影是在一个历史的盘子中放着的美味菜肴,观众把菜吃完后发现这个盘子也不错,我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部电影背后的意义,但更多是感受到它的有趣。
网:您拍过《田禹治》这种取材于古典文学的电影,还有《夺宝联盟》这种更加现代、商业的犯罪动作片,包括这部具有一定真实历史背景的《暗杀》,在您看来各有什么难度?
崔东勋:拍《田禹治》时,威亚动作戏让我很头痛,经常一个镜头要准备五个小时,但是这部电影让我学到了很多动作戏和CG技术的知识;《夺宝联盟》是我第一部和中国演员合作的电影,整个电影都是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完成的,和中国演员合作很快乐,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;《暗杀》在上海拍了一个月,很有趣,在韩国首映的时候那些上海的中国工作人员也来到韩国,即便没有中文字幕他们也都看懂了这部电影,并且享受这部电影,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。
网:如何想到要拍抗日独立军的故事?是否是为了契合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?
崔东勋:这部电影已经准备9年了,当时看了很多资料,其中有一张抗日斗士的照片,我就在想,他们虽然都很有勇气,创造了丰功伟绩,但他们也是普通人,向往平凡的幸福生活,这就是我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,在《夺宝联盟》结束之后就开始正式投入制作了。我也并不是刻意选择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去上映这部电影,但巧合的是,这可能就是这部电影的命运吧。
网:如何看待史实和艺术效果之间的平衡?
崔东勋:我确实是看了很多历史书籍,查阅了很多资料,但是传达历史实事并不是电影的任务,而是历史学家的任务。电影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去表现那个年代,作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电影导演不能让电影失去类型片的力量,同时也要去保持历史真实性和作家想象力的平衡。